除此之外，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还可以见到大流士的一个观点：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
概而言之，自1789年以来，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各种势力反复角逐，宪法与法令被反复修改，法国的法治呈现出动荡不安的特点，这个特点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党格局密不可分：没有哪个政党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告诉我，他说你做什么诱惑青年。
周公制礼作乐，可以说是驱动西周礼乐法治秩序的力量之源。这些宣传巧妙而又审慎，他们援引省议会和多菲内省三级会议的先例，仅仅要求让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等于教士和贵族的总数。议会党团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游叙弗伦》篇交待了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关于此案的讨论，游叙弗伦说：据我看，他诬告你，是动摇国本，是祸国的开端。这两种在传统中国长期盛行的宗教，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法治，都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按照这样的概括，在十世纪的北欧与西欧，没有法学家，也没有法官与律师。至于政党驱动型法治在中国的兴起，还得迁延到民国初年。黄喆：《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第89页。
二、地方执行性立法设定部分行政处罚的空间 完整的行政处罚设定权由违法行为设定权与行政处罚设定权构成，设定违法行为是设定行政处罚的前提。一、应否限制地方创制性立法设定其他行政处罚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种类进行了扩充，间接扩大了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设定权，但地方创制性立法在设定行政处罚时仍要受到两项限制：一是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1款第6项所列举的行政处罚种类之外的其他行政处罚，二是不得设定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为避免行政处罚过多过繁，地方立法机关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时，应当遵循非必要不设定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义务内容的确定性、合理性和可履行性，以及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等多项因素。(14) 由于补充设定违法行为是在上位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基础上补充规定其他违法情形，如果上位法对这类违法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补充设定的违法情形仍适用上位法对该类违法行为规定的行政处罚，一般不需要再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2)上位法虽然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理措施，但对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行为未规定任何处理与处罚措施，且对这类违法行为采取其他措施缺少法律依据。个中原因或许在于，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反之，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限于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且不能突破上位法规定的处罚幅度。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地方创制性立法设定其他行政处罚有其必要性。(三)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地方性法规可以补充设定哪些行政处罚措施，是否应以上位法设定的行政处罚措施为限，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地方执行性立法补充、增设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体现在多个方面，(25)而行政处罚法赋予地方执行性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空间却极为有限。
(26)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40页。要让多数人自觉履行义务，立法设定的义务内容必须清晰、明确且合理。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在这种情形下，行政法规如果没有针对上述违法行为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就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该条对于地方政府生活废弃物分类管理权的规定不清晰、不明确，立法若以此为据给相对人设定法律义务，容易造成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管理措施，相对人都有义务配合、服从或执行的结果。许多性质和功能相同但名称和形式不同的处罚措施，在立法上无法被归为一类。
地方性事务立法和地方先行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有较为完整的行政管理措施设定权。如果法律难以穷尽某一领域的违法行为或某类违法行为的违法情形，或者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不能完全满足特定地区对特定事务的治理需求，可以授权地方性法规增设或补充设定违法行为，甚至增设行政处罚种类。
(35)地方立法机关享有的仅仅是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立法权，作为其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对象的违法行为，应仅限于违反上位法具体规则的行为。(13)当然，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也赋予了地方执行性立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有学者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归纳为五种：一是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不作为义务。按这一解释，地方性法规可以在上位法规定的违法行为项下补充设定违法情形，但这一解释是否符合立法原意，值得推敲。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对于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能否满足地方治理的实际需要，还需进一步讨论。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应对相关立法授权进行动态调整，以使地方立法不断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或许是最高立法机关担心对地方立法赋权过大可能导致行政处罚设定权的滥用，允许地方性法规补充、增设违法行为的立法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四是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行政管理制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课加的一般性义务。
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赋予了地方执行性立法以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为确保地方立法机关合理行使该项权力，有必要对其适用空间加以厘定。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不得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等。
(32)参见前引⑨，许安标主编书，第62页。矿产资源法(2009)第16条第4款规定：开采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以外的矿产资源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
(12)参见前引④，胡建淼文，第78页以下。(37)前引⑨，许安标主编书，第62页。修缮方案变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人、使用人应当报原批准的文物部门重新批准。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针对擅自设立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非银行业金融业务的违法行为，地方立法无权设定和适用取缔措施。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0)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286页以下。
上述违法行为也不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原则性规定的行为。上位法没有规定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一般都是社会危害性不大、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后果，或立法者认为可以通过其他处理措施加以矫正的违法行为。
(38)因而，地方立法一般不宜以上位法中抽象的义务性规定作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依据。(3)对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无法实施强制执行。实际上，当事人不履行生效的行政行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政机关都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类责令性行政行为多适用于市场监管领域，包括责令停止建设(使用、销售、经营、开采、作业)，责令停业整顿，责令限期改正，责令追回，责令补种树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责令恢复原状，责令排除妨碍，责令限期办理，责令采取补救措施，责令提交自查报告，责令限期补齐相关文件等。
根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第44条，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予以取缔。二是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积极的作为义务。
(15)第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包括三种情形：(1)上位法规定了违法行为，也对违法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为保护未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历史文化遗产，苏州市专门制定了《苏州市古建筑保护条例》《苏州市古城墙保护条例》《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条例》《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
这一规定部分解决了地方执行性立法行政处罚设定权不足的问题。③面对理论界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呼声，最高立法机关虽有犹豫和反复，最终还是选择了审慎赋权、从严控制。
